史密斯的律师沃特德(Niels Ortved)在研讯最后一天结案陈词中，恳求高治(Stephen Goudge)专员在准备安省儿科和法证病理学研讯报告时，不要受针对其当事人的誹谤影响。沃特德说：「研讯对史密斯医生及其错误不成比例地关注，这不应將你的注意力从更大的问题上移开。史密斯医生在研讯中被妖魔化。」
沃特德坚称，史密斯在1981年到2001年之间的做法和其他病理学家一样。他们全在一个系统中工作，而该系统严重缺乏政策程序和实务。沃特德举例说，当时全国的惯例是，儿科法证病理学家「自学」工作中的法证知识。他说：「史密斯医生受到誹谤，他不是甚么门外汉。他的资格和本国从事儿科法证病理学实务的其他每一个人，实质上是一样的。」
问题是病理学家无特別受训
沃特德还指出，死因调查的沟通过程採用非正式形式，不加以记录，且隨机进行，这是常见的做法。他也承认，史密斯的法庭证词可能未经深思熟虑，在他的专业范畴之外，甚至带有轻蔑情绪。但他同时指出，安省首席法医官办公室並无培训病理学家如何在法庭作证的政策，也没有跟进检查记录。
沃特德说，许多问题的根源是安省的儿童法证病理学「资源缺乏、价值低估和发展不足」。他说，正如在研讯中常常被提到的，在这20年內，缺乏监督和问责制，这才是问题的根结。
沃特德承认史密斯犯了错，但他提醒说，如果说任何人仅仅是因为史密斯的观点就被判有罪，那就错了。他说，法医系统和犯罪司法系统互相牵绊，不可能让任何一个个人为司法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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