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在四川大学物理系任教。在那个年代， 中国高校的青年教师中涌动着一股出国的热潮，年轻的同事们一见面就聊，某某某被美国某名牌大学录取为博士生，谁谁谁在欧洲某国的奖学金一年高达数万美金。当时在中国博士生导师很少，偌大的川大物理系竟只有一个光学的博士点，出国念博士是很自然的事。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大概是每月100多元人民币，数万美金简直是天文数。在读学位和金钱的诱惑下，大家都按耐不住了，出国、出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出国，那情形好似马克吐温所描写的，当年密西西比河沿岸的青年人发疯般的渴望去小火轮上当水手。因此，大家整天都在弄托福、GRE，其中最困难的就是GRE的阅读部分，文字艰涩得要命，还好数学和逻辑这些对我们说来不在话下，平均下来，成绩还不错。一旦分数过关，就向北美欧洲的许多大学发出一大堆申请信。海外研究生录取比较容易，但是要拿到全额奖学金就很难，所以得多申请几所。我的一个朋友竟然申请了多达30所学校后，才最终如愿，我在90年也拿到了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通知书上让我眼睛一亮的是那一行文字：你被授予了XXX加元奖学金。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终于登上飞往加拿大的飞机，下机后发现手表上的时间和当地的时间完全一样，我来到了地球的正对面，时差刚好12个小时。一个从没坐过飞机的人，一飞就飞到离中国最远处。刚出国什么都很新鲜，当时中国还很落后，我作为大学老师居然没用过计算机，也没见过激光打印机。我的导师是一个捷克人，讲英文有很重的口音，他对我非常关心，虽然我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两个月，他仍把前两个月的奖学金补发给我。一下子我口袋里冒出数几千加币，折合成两万多人民币，顿时有一种发了财的感觉，心里盘算着这相当于我国内一个月工资的几百倍? 出国真划算啊！尽管口袋鼓起来了，我用钱仍很小气，花钱时总会不自觉地将加币换算成人民币，这样一来每个dollar都感觉比碗口还大。我的导师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有一天他对我说：把生活搞好，才能好好学习，不要在乎钱，以后会有的！最后一句，他说的特别重。我对他这话半信半疑，我以后也能在这儿找到工作，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得那么富裕吗? 仿佛我出国不是为了求学问，而是来挣钱的。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当你突然来到一个收入比你原来高几十倍的的地方，你会感觉仿佛是掉进了一个金矿，你只想抓住眼前所有你能得到的一切。 那个年代出国的人很少有人打算回国，毕业以后能找到工作，从而能在国外呆下去，是大家共同的首要目标。 90年代初，美国正处在IT高速发展阶段，学计算机专业最容易找到工作，于是留学生们纷纷转向学计算机，甚至学文科的也打起了学计算机的主意，即便正规学校进不去也要去社区大学，甚至野鸡大学学计算机。由于他们没有一点数理基础，其困难程度是可以想象的。有个学哲学的，怎么都不理解计算机语言中的循环语句 “k=k+1”，他居然还抱怨，计算机语言完全没有逻辑。在学计算机的狂热下，连有全额奖学金的我也动心了。有一天我支支吾吾对导师讲，我想改学计算机，他听后，十分吃惊地看着我，半响没有说话，后来他让我坐下，语气沉重地给我讲了一段让我终身铭记的话。他说：不管什么专业，只要做得好就不会没出路，作为学生，你不应该过早的考虑未来，而要一心要把学业做好。我们做科学研究不光为了谋生，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人类探索自然的责任。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对科研的兴趣，他才能把工作做得好。我羞愧难当，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我竟然这么短视，没有一点雄心壮志？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动摇过毕生从事科研的决心。那时，抱着只是为了改善生活，而到国外留学的人肯定不在少数。改革开放以后的40多年，几百万中国人涌到国外留学，竟没一人拿到诺贝尔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国外留学的中国人没几个，却出了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等数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是我辈愚昧吗？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能像他们那样一心扑在学问上。 我的导师工作非常努力，当时他已50多岁，每天都很早到办公室。有一年圣诞节，在校园里我看见他朝办公室走去，立刻迎上去表示对他的勤奋感到吃惊，他用手势制止了我说下去，在他看来在节假日上班是很自然的事。在以后的20多年，在我的工作单位和我访问过的若干高校和研究所的那些教授与研究员都十分努力工作。我们中国人并不比人家聪明，如果勤奋也不如人家的话，怎么可能在科研上比人家做得好。国外大学的教育跟国内不一样，管得没这么细，导师只作方向性指导，学生通过阅读文献自己去找具体的科研题目，这对我锻炼特别大，的确，一个研究生如果在学习期间过分依赖于导师，毕业后他是很难独立工作的。我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结果，文章一篇接一篇在我所从事专业的顶级刊物上发表，不到四年时间我就拿到了博士学位。随后，我顺利进入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国家地球物理流体力学实验室，成为一名博士后。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真锅淑郎，当时就是这个实验室的教授，我在实验室的咖啡屋和学术报告厅经常见到他。实验室有浓厚的学术氛围，每个星期都要举行两场以上的学术研讨会，这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眼界，从而让我更加热爱我从事的专业。这个在全世界非常有名的实验室里竟然没有食堂，只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屋，提供一点开水而已，教授们都自带三明治，中午在办公室里啃几口，又接着工作。博士后的期限一般是两年，过了大概一年，我开始考虑下一站的去处？一天下午，电话铃突然响了，是加拿大气候模拟与分析中心的负责人打来的，他是从我导师那里问到我的电话号码，他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那里去做研究员，让我去负责气候模拟中的一部分，可能怕我不去，他反复强调这是一个永久位置。在西方一个教授或者研究员的位置是很难拿到的，因为竞争非常激烈，哪有这种工作找上门的好事。放下电话，我耳边又响起了我导师的话语：不管什么专业，只要做得好就不会没出路。 我又回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气候模拟中心工作至今。在西方科研单位工作，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际关系简单，大家不争不抢，工作上十分协调，这20多年来，我不记得跟谁发生过任何利益上的冲突。对荣誉和地位西方人没有像中国人那样看重，他们做科研更多是出于兴趣和责任。在我所在的研究所，有段时间也有两位加拿大科学院的院士，大家对此根本没在意。西方评院士，只是对你过去工作的一种肯定，并不代表太多别的东西。我曾经问过其中的一位，你们当院士有什么好处？他想了一下很认真的回答说：有啊，每年圣诞节，加拿大皇家科学院会请我们吃顿饭。我差点笑出声来，中国的院士可是享受部级待遇呀。他经常向我们抱怨，他申请的科研经费又没被通过，看来院士的头衔在经费申请中一点不占权重，这跟那些只看重虚名的国家完全不一样。一个国家的学术界如果把非学术的东西看得太重，他们的科学家与诺贝尔奖广泛结缘日子，就一定还很遥远。 从2009年起，我与国内的一些院校和研究所科研开始了合作，帮助国内的导师带研究生。我也接纳了几个中国学生到我所在的研究所进行联合培养。近10年来，国内的科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国际上发的文章越来越多。国内的确有不少优秀的博士生，但我感觉国内博士似乎招的太多，最让我不理解的是几乎每个博士生都能拿到博士学位，他们中有的人并没有达到博士的水准，完全不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在海外好一点的大学，一个人不能独立完成博士论文是会主动离开的，硬把博士帽子戴在他头上，对他自己和社会都不利。肯定有不少的中国学生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对科研没有一点兴趣和责任，他们读研究生只是为了混文凭，找工作，或别的什么目的。我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碰见一位好的导师，能培养起对科研的兴趣，从而能心无旁骛地从事科研工作。 仅仅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30年前相比，情况完全倒过来了，现在我经常听见的是，某某某从国外回到国内某高校或者研究所，其年薪比国外一般教授和研究员收入高很多。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在全世界还不高，给科研人员如此高的待遇可见国家对科技有多么重视。现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中又兴起了回国热，对此我没有一点热忱，我早已过了那冲动的年龄，考虑更多的是什么地方更适宜我的工作，科研是一种兴趣和责任的观念早已深深的浸入了我的骨髓。当然，我将继续和中国的同僚合作，能为国家做点事，是对祖国培养我的一点回报。 30年匆匆而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批出国大潮中的留学生，有的又赶上了回国的浪潮，有的仍在国外打拚，有的可能已经退休。只要我们奋斗过，无论是否施展了自己的抱负，就不会遗憾，也不会感叹生不逢时，我们这批人的生命历程中肯定都经历过太多的风雨。今天，我们眼前就宛如一幅加拿大的秋景，漫山遍野嫣红的枫叶，让秋日充满了深情和温暖，这是白雪皑皑的严冬前的最后一抹绚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