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体制的国家，新闻向来被视为体现民主精神、监督政府行为的第四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组织）；新闻记者则因有超越常人的知情权和言论权，享有一般人基于言论自由所无法享有的保障和自主权利，免予政府干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新闻记者“can go anywhere, can talk to anybody”，从而拥有“无冕之王”的称号。
然而，大环境享有至高无上第四权的无冕之王们，在报社内部的小环境里，却不能不像其他任何行业的公司、组织和机构一样，必须服从服务于报社的宗旨、理念、规章和利益。如若不然，雇员可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主动辞职跳槽，也可能被东家辞退，不换思想就换人。 上届联邦大选，《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的一位主笔，就因为老是和报社唱反调，不捧保守党而去挺自由党，从而屡屡和主编意见不合，最后无奈辞职挂冠而去。
而读者看报，时间久了，自然也会对各家媒体的政治倾向有所察觉，通常会选择与自己理念相合的报纸，成为长期订户，或者因为喜欢某家媒体的采、编与专栏风格，而成为其忠实读者。 作为读者，偏爱某家媒体并不为错，然而，长期只看“一面之词”，却可能偏听偏信，难以获取事实真相。不如同一热点，多看几家解读与评论，一是兼听则明，二是观其不同意趣，了解民意潜流。
这在大选之年尤其重要：各党理念竞相登场，各派政客陆续亮相，观点精采纷呈。此时，各媒体的政治倾向就会表现得格外明显。登什么不登什么，报道角度，报道字数，附不附人物与活动照片，采访对象，所提问题，评论观点等等，都会各有表现，体现了媒体挺谁不挺谁的鲜明政治立场。 且让我们来小析一把加拿大全国性的主流媒体《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的政治立场或政治倾向（Partisan bias）。
谈到媒体的政治立场甚至充当政党喉舌（mouthpiece），一些人通常会误认为这只是专制国家的特产，民主国家的媒体不应有此功能。实际上，民主自由的国家，这一功能不仅有，而且源远流长。 根据《加拿大指南》（The Canada Guide）中有关加国新闻媒体的描述，立国仅仅152年的加拿大，其新闻出版史几乎与建国同龄，甚至更早一些。早在19世纪中叶，加拿大的开国政治家们就同时创办报纸，使之及时反映党派观点并向民众进行政纲和个人的宣传。《环球邮报》的首任主编即为加拿大自由党的创始人、加拿大的宪法之父、苏格兰移民George Brown。 按照这本指南的说法，加拿大两家领先的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创办于1844年，建国前23年，总部在多伦多，至今在全国六大城市发行两百万份以上，其控股股东是Thomson Reuters）和《国家邮报》的政治光谱恰好有如全国性两大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环球邮报》倾左，《国家邮报》倾右。
The Canada Guide官网截图 然而，情况并没那么简单。在保守党人眼里，中间偏左的《环球邮报》，对新民主党理念的读者来说，却是明显偏右的色彩。尤其在近三四十年的大选中，《环球邮报》的编辑部社论挺保守党的次数多过挺自由党。 《环球邮报》曾于2006、2008、2011年力挺保守党和党领哈珀，而上届（2015）大选中，则只挺保守党，而不挺哈珀（主张保守党换帅大选）。之前的2000年和2004年，它挺了自由党；1984、1988和1997年，挺了进步保守党（最不右或最靠近中间的保守党）等等。 秉持自由主义传统的《环球邮报》，其专栏作者队伍中，其实倾左倾右理念都有，并不独尊一家。另外，《环球邮报》的地域分布也各有其政治立场，比如，Global BC 与Global Calgary 就有微妙的不同，其内容与风格更倾向于考虑到当地订户的喜好。
与颇具影响力和竞争性的地区性大报《多伦多星报》（the Toronto Star）相比，《环球邮报》的自由派气息稍弱，正如加拿大社会学家Elke Winter所写：该报可能没有《国家邮报》那么右，也不拥有大公司高管读者群，但它仍是加国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们所喜欢的那种“微右”。 换而言之，《环球邮报》仍是高端（upmarket）媒体，这使得它在为媒体评级打分的Van Zandt博士那里，被很负责地定性：基于《环球邮报》的编辑立场和采编报道，该报的政治面貌应该为中间偏右。
以我多年作为忠实读者的眼光看，诞生于自由派先驱政客之手的《环球邮报》，在一百多年的岁月中，历经数轮并购周转，从二战之后演绎到当今社会，已然呈现出我本人最喜欢的政治光谱，即：经济价值观相对保守（小政府大社会，财税负责，鼓励竞争努力等等），而社会价值观则比较自由（包容少数，尊重个人权利与选择等等）。 诚如历史学家David Hayes 的观点：一方面，《环球邮报》在战后为维护工商企业利益的保守派而发声；一方面，它亦对社会少数意见和各类弱势群体（诸如嬉皮士，同性恋等）持温和宽容的态度。 1967年12月12日，《环球邮报》发表建国一百年的社论，宣称国家权力应尊重国民私生活的选择。（"Obviously, the state’s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to legislate rules for a well-ordered society. It has no right or duty to creep into the bedrooms of the nation."）同月21日，时任司法部长的Pierre Trudeau 在反歧视同性恋的混合法案中将上面这句话写了进去："There's no place for the state in the bedrooms of the nation." 这应该算是《环球邮报》传承百年的自由派精神对国家法制的一项重大贡献。
在对中国的看法与报道上，《环球邮报》也很难说亲中还是反中。该报早在1959年（比中加建交提早了十年）就获准向中国派驻记者，在北京设了办事处。冷战铁幕时代，它因身处中国，享有各西方国家媒体所不具有的地缘优势，其采访报道成了世界各大新闻社争相转载的热门资源。 《环球邮报》的记者，若被派驻中国，会被视为加国新闻界难得的天大机遇，笔者手中正在阅读的《Chinese Portrait of A People》，其作者John Fraser 正是1979年派往北京局的该报记者。 Fraser在书中极富感情地记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普通人。这段外派北京的经历不仅为他个人奠定了后半生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生涯，也使他对那时仍然贫穷落后的中国和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与崇高的尊敬。
有趣的是，改开后变得日益富强的今日中国，在西方媒体的报道和言论中逐渐成了某种“威胁”，而积极促进加中商贸往来的华裔政府官员，也被怀疑有了某种不忠于加国的“使命”。前几年安省贸易厅长陈国治状告《环球邮报》名誉诽谤案（其报道指称陈国治是中国间谍）就曾轰动一时，成了当时的媒体热点。 最后，无论政治光谱怎样，《环球邮报》都算得上是一份历史悠久、注重专业精神的严肃报纸。大选在即，笔者十分期待，看看这回它到底是挺自由党还是挺保守党。或许，如同2015年那次，只挺党，不挺党领，那真叫恰合我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