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1日，中国公民孟晚舟在温哥华转机时遭到加拿大警方逮捕。两年过去了，孟晚舟仍被羁押在加拿大，今年1月底，她放宽保释条件的申请被加拿大的法庭驳回，回国一事看起来仍遥遥无期。 可拜登上任后加拿大动手，计划取消特朗普任期内批准的Keystone XL项目。这似乎向外释放了一个信号：美加关系紧张化。那么，加拿大还会乖乖听话，继续扣下孟晚舟吗？拜登的上任，火却烧向了加拿大，孟晚舟回国还有希望吗？
孟晚舟 一、中国公民孟晚舟加拿大被捕始末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孟晚舟被捕与汇丰银行的出卖有直接关系。
2012年，美国司法部宣布汇丰违反“银行安全法(BSA)”、“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IEEPA)”以及“敌对贸易法(TWEA)”，最终汇丰认缴19亿美元的罚金，以“暂缓起诉协议”的形式，与司法部达成和解。 汇丰银行承诺在“暂缓起诉协议”的五年期限内，全面整改反洗钱合规体系，同意聘请监督员全方位监督其整改状况。为显示整改决心，减轻罪责，汇丰银行在2012年之后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客户信息，其中就包括华为公司和孟晚舟个人相关的银行流水。 美国通过这些信息断定孟晚舟与伊朗方面有业务往来。2018年，美国方面认为，华为涉嫌在2009—2014年间利用其在香港的非官方子公司“Skycom”在伊朗开展业务。 而孟晚舟本人作为“Skycom”首席财务官，并未将 “Skycom”和华为属于同一家公司的事实向汇丰银行做如实汇报，从而误导了美国金融机构与“Skycom”进行生意往来，违反了美欧对伊朗的制裁规定。 根据路透社2012年的报道，“Skycom”向伊朗一家手机通讯公司出售了至少130亿欧元的惠普电脑设备。但华为在收购惠普的时候已经与美国签订了特别条款，承诺不向一些国家输出特定设备，而伊朗恰好就在禁运名单范围内。 因此，在美国看来，孟晚舟的罪名主要有两个：一是欺骗美国金融机构，二是违反对伊制裁向伊朗出售特定设备。但孟晚舟违反美国法律，为什么是加拿大动手抓人呢？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的“长臂管辖权”，二是美加引渡条例。
1. 什么是长臂管辖权？所谓“长臂管辖权”是指，“当被告人的住所不在法院地州，但和该州有某种最低联系，而且所提权利要求的产生已和这种联系有关时，就该项权利要求而言，该州对于该被告人具有属人管辖权，可以在州外对被告人发出传票”。 基于这一规定，美国可以对全球范围内的相关个人、企业，甚至是国家进行跨区域的指控并实行制裁。美国对伊朗的全面制裁包括金融制裁和贸易制裁，严禁任何金融机构提供跟伊朗方面有美元结算的金融服务，禁止任何企业通过美元跟伊朗方面进行贸易。 一旦金融机构触犯了对伊朗的制裁法案，就面临被指控为“主要洗钱网点”的危险，美国有权对贸易往来企业实行“二级制裁”。因此，只要使用美元与被制裁国家或企业产生贸易往来，就涉嫌触犯美国法律，它就有权利用长臂管辖权进行干预。 此案的关键在于，Skycom和伊朗方面的贸易往来是用美元进行结算的，而且是由美国金融机构汇丰银行提供的结算服务。
2. 美加引渡条例如何适用？美加两国早在1976年就签署了引渡条例，根据条约规定，美加双方有义务相互引渡涉嫌犯罪的人（包括但不限于美加两国公民）。如有引渡需要，程序要求其中一方必须通过外交渠道向另一方提出逮捕请求，并向其提供相关资料、说明原因。 美加引渡条例使用前提是“美加双重犯罪”，如果相关行为只在一国构成犯罪，那么另一方则不会接受其请求。此外，还要求所指控的罪名按两国的法律都能判处一年以上监禁。 美国方面首先认定，Skycom的欺瞒行为导致汇丰银行触犯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案，孟晚舟作为skycom的首席财务官自然应该对此事负责。汇丰银行是美国金融机构，且在加拿大也有分公司，所以孟晚舟在加拿大和美国同时构成犯罪。
2019年1月29日，美国司法部宣布了对孟晚舟的指控，并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请求。根据美加两国之间的引渡协议，美国提出引渡要求后，需要加拿大司法部门签发授权进行令，然后由加拿大当地法庭启动听证和裁决。 3月1日，加拿大司法部授权加拿大法庭就美方引渡孟晚舟的要求进行司法审理。随后，孟晚舟对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以及加拿大皇家骑警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其“严重侵犯”自己的宪法权利。 2020年5月27日上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公布了孟晚舟引渡案的第一个判决结果，裁定孟晚舟案的本质是“欺诈罪”，认为孟晚舟符合“双重犯罪”标准，将继续审理她的引渡案。孟晚舟本人将继续留在加拿大参加后续的相关听证，等待新的判决结果。 第一轮裁决结束后，新一轮法律辩论将将围绕加拿大执法部门在拘押孟晚舟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滥用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加拿大对孟晚舟的指控真的成立吗？
此次孟晚舟被捕完全是美国司法部门与汇丰银行的构陷。孟晚舟律师提交的证据显示，汇丰始终知晓Skycom与华为集团之间的关系。华为曾向汇丰提交过Skycom的财报，财报清晰描绘了Skycom的业务内容。而且有证据表明，在汇丰银行系统内部，Skycom被表明隶属于华为集团。 因此绝不存在首席财务官对汇丰隐瞒两者之间关系，误导其为华为对伊朗业务提供金融服务的情况。华为CEO任正非本人则直接驳斥了汇丰银行的污蔑，他指出： “这家银行从一开始就清楚Skycom在伊朗的业务，也知道Skycom与华为的关系。华为和这家银行之间的往来邮件可以证明……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该行不能说他们被骗。”
华为CEO任正非 二、孟晚舟事件背后的大国博弈如果我们把孟晚舟被捕事件单纯看做美国对孟晚舟个人权利的侵犯，或是对华为公司的打压，那就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美国为什么非得挑华为下手呢？ 华为的背后是正不断崛起的中国，伪造证据，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中国科技公司高管是对中国的公然挑衅，这其中暗含的是中美两国在国际领导权上的博弈。
1.5G技术话语权争夺第一次工业革命让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领头羊；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德、美步入新兴大国行列，将英国挤下世界第一的位置上； 第三次科技革命让美国确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谁在科技革命中占得先机，谁就有望实现国力的迅速提升，从而取得世界领导地位，主导未来几十年的国际局势。 人们预测，第四次科技革命将是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为突破口的信息技术革命，而5G技术则是开启此次变革的钥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谁主导了5G谁就主导了未来。
5G之前的通信基建方面的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美国高通几乎垄断了2G、3G时代整个通讯业的技术专利，尤其是在3G时代，全球通讯行业都要向高通交纳巨额专利费。从4G开始，高通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但仍然维持住了世界第一的位置。 然而，通信技术迈入5G时代后，美国垄断地位被彻底打破了。2019年中国5G商用牌照正式发放，根据中国通信院测算，预计到2021年，中国5G产业将直接贡献总产出6.3万亿、经济增加值2.9万亿，间接贡献总产出10.6万亿和3.6万亿经济增加值。 中国5G技术的迅速发展让美国感到了威胁，中国通讯大厂首当其冲，成为制裁对象。实际上，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这样的借口对中国通信公司发难了。 2018年4月17日，美国商务部以违反美国制裁伊朗相关措施为由，对中兴通讯发布为期为7年的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销售禁令，中兴的手机业务因此受到重创。 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不过是故技重施而已，逮捕孟晚舟正是美国针对华为的“政治绑架”——但美国绝不会止步于此。
2020年6月30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认为这两家企业都与中国军方有密切联系，有义务与中国情报部门进行合作，裁定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使用83亿美元的通用服务基金（政府补贴资金）向这两家中国企业采购网络设备。 随后，多国表示将不会在本国5G网络建设的过程当中使用华为的设备。 华为最主要的优势在于，既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又可以自己建造基站——其他通信企业大多只掌握其一。这就意味着，华为拥有无与伦比的成本优势。
而在此之前，许多国家已经配备了大量华为生产的通讯设备，一旦采用其他国家的5G技术，之前的通讯基建项目必须废弃，这些国家将面临巨额经济损失。 安全问题向来是美国阻止中国公司进入本国市场的借口。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科技产业链已经不可避免地向越来越多的国家扩展，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协作才能完成。美国这种以信息安全为借口，阻碍各国获取最高质量、低成本的5G通信技术的办法，长期来看绝非明智之举。 很显然，美国的制裁并未起到它预计中的效果。孟晚舟被捕后，华为集团的正常运营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技术研发和5G网络承建订单也没耽误。目前华为在5G领域的专利申请量以3417项稳居全球首位。 华为2020年最新数据显示，华为承建了全球59个国家的140张5G商用网络，占据了全球5G网络建设市场的半数以上。目前，华为已经在20多个行业领域同全球运营商签订了超1000份5G应用合同，将爱立信和诺基亚远远甩在身后。 今年2月26日，巴西的电信监管机构批准了5G网络频谱的拍卖规定，华为终于获准进入巴西市场——美国盟友相继“沦陷”。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则因为本国的出口禁令蒙受了巨大损失，预计相关行业经济损失将超过5000亿，还导致约12.4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美国正在为自己的霸权行为买单。
2.国际经济领导权争夺美国在建立之初就怀有一种自认为崇高的“使命感”——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上帝的选民”对整个世界肩负着一种神圣的使命，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榜样”或“干涉”。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美国眼里其“领导地位”是与生俱来的，追求对世界的领导也是美国长久以来的传统。 从一战结束后重建世界秩序的威尔逊主义，到谋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参与扩展战略，再到特朗普时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口号的提出，无一不是朝着主导世界秩序的方向在推进。 商业利益是美国外交政策永恒的目标。世界经济领导权对于追求“商业利益”的美国来讲，是命根子一样的存在，美国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威胁到它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
但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领导地位不断遭到冲击——美国盟友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德国、日本在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发展速度远超美国；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高居不下，制造业发展更是陷入停滞； 最重要的是，中国长期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率，经济转型升级速度不断加快，在亚太地区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信号，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就明确表示，要“防止中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因此，美国并不只是在5G上与中国“叫板”，它对中国是全方位的警惕，制造业发展、知识产权问题、汇率都是它关注的对象。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成为了美国谴责中国最有力的借口，用“受害者叙事”方式构建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敌对性”是特朗普惯用的伎俩，他不断运用社交媒体强调“美国利益受损和失败的根源在中国”“中国偷走了属于美国的工作机会”……
特朗普 舆论造势的同时，特朗普对中国发起了最大规模的贸易战，对总计3700万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约600家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实体制裁清单清单——中国5G技术首当其冲地成为了特朗普政府最核心的打压目标之一。 制裁华为正是美国对华贸易战中的重要一环,孟晚舟则是美国捏在手里的筹码。然而，特朗普的目的终究是未能得逞。在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好结果也不过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美国农产品、液化天然气等产品的出口大量缩减，在贸易战中创造的工作岗位远远不及它损失的岗位。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特朗普政府失败的防疫措施导致美国经济发展再次陷入困顿，持续走高的感染率和死亡人数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 特朗普留下的“烂摊子”都在等着拜登来收拾。
拜登 三、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走向加拿大逮捕孟晚舟是美国授意，然而拜登一上台就计划取消TC能源公司的Keystone XL管道的跨境许可。这一项目的中止将为加拿大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不少人将拜登这一计划视为美加两国关系恶化的信号，从而猜测加拿大或将释放孟晚舟以作为反击。 但美加同盟真的那么容易被撼动吗？显然不可能。虽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共同利益显然要比中国与加拿大之间多得多。 早在冷战时期，美国与加拿大就结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关系。当时美苏之间频频秀肌肉，全球都被笼罩在“核大战”的阴云之下。位于美国正北方的加拿大是苏联导弹袭击美国本土的必经之地，然而加拿大军事实力严重不足，其国防安全完全仰赖美国。 此外，加拿大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美国是其最主要的贸易对象，美加贸易额可以占到加拿大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加拿大这样一个经济、军事高度依赖美国的国家，政治上自然也就唯美国马首是瞻了。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美国都不会是加拿大的敌人，而中国则一直被美国视为“眼中钉”。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也能明白，加拿大释放孟晚舟来回击美国的可能性，估计远不及继续利用孟晚舟向华为施压来讨好美国的可能性要大。因此，孟晚舟能否被释放的关键不在于美加关系变化（毕竟也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动），而在于中美关系走向。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呢？ Keystone XL管道的跨境许可是特朗普在任期间批准的，结果拜登一上台就被推翻了。那么逮捕孟晚舟的命令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命运呢？ 表面上看，拜登和特朗普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但事实上，民主党和共和党早在19世纪末就变成了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两者执政的本质并没有区别，不过是轮流坐庄而已。拜登所要维护的利益并不会与特朗普产生本质上的冲突。
相对于特朗普这种“非主流”政客而言，有数十年从政经历的拜登显然更加成熟、理性，更懂得迎合选民的心理——2019年5月，拜登曾在竞选活动中称，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遭到选民质疑，并被共和党批评为对华软弱的表现； 2020年10月，拜登对中国的定位发生了明显变化，认为中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随着拜登对华态度的硬化，他的支持率也不断走高。2021年初，拜登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将中国称为“我们最严峻的竞争对手”。 即便美国正处于疫情防控最危险的境地，美国整体对中国的“敌视”和戒备也未能减轻，这也左右着拜登对中美关系的考量。出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特朗普政府制订的政策也不会被全部推翻。 近日，拜登新任命的贸易代表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不会取消，中国必须履行第一阶段的协议——中美贸易战很有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根据目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发言内容来看，他们将对中国采取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政策。拜登新任命的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大多具有政府组织和民主促进工作的背景。很显然，拜登已经做好了价值观输出的准备。 “价值观冲突”一直是中美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在追求“免于专制的自由”的美国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原罪”。拜登在2月10日与我国领导人的通话当中特别强调了涉疆、涉港等问题，已经明确了美国“民主输出”的姿态。
近期，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报告声称，人工智能研发是一场“价值观竞争”，美国政府应该继续遏制中国微电子产业的发展，打压中国高端半导体制造能力，从而保持美国的领先地位。 由此看来，美国对中国相关科技企业的制裁并不会放松。 但作为一名老道的政客，拜登更加清楚，中美两国并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那么简单，彻底与中国“脱钩”只能适得其反。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的对抗政策已经给美国自身带来了巨大伤害，拜登政府必须首先收拾好前任留下的烂摊子。 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竞争仍是中美关系的常态，但拜登在有利于自身的领域（比如说，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安全等方面）并不会排斥与中国进行合作。 中国在拜登就职当天宣布对包括蓬佩奥在内的28名反华美国政客实施制裁，也给拜登敲响了一记警钟。“识时务者为俊杰”，想必拜登不会像特朗普在任期间那么不顾一切，应对“中国威胁”的手段将会更灵活。
四、结束语回到孟晚舟问题上——事实证明，华为集团在孟晚舟退出管理之后的运行并未受到明显影响，通过政治绑架的手段进一步强化对华为集团的制裁已经宣告无效。舍弃一个无用的筹码对拜登政府来说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损失，反而有可能为修补中美关系创造条件。 因此，孟晚舟在拜登任期内回国的可能性或许要比之前高出许多。
五、参考文献：1. [美]帕特森等著，李庆余译：《美国外交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2. [美] 雷蒙德·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3. [美]丹尼(Denny,B.C.)著，范守义、秦亚青译：《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年版。 4. 任晓、沈丁立主编：《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版。 5. [美]戈登·T·斯图尔特：《1776年以来美国对加拿大的回应》，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